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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装大师:每幅画都有自己的故事

画家们隐藏在自己画作中的身影

在多部如今已成为经典的电影中,著名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有一个习惯:他常以几秒钟的镜头出现在镜头中——比如作为路人、群众演员、火车上的乘客、过马路的行人、街头拉低音提琴的音乐家、带狗散步的绅士、买报纸的人等等。这种幽默又别具一格的电影“彩蛋”,虽然在电影史上被他发扬光大,但其实远早于希区柯克和电影的出现,就已存在于艺术史之中。

许多艺术家,尤其是画家,会以独特的方式将自己融入画中:或作为一名“路人甲”,或作为画中的主角、目击者。他们精巧地隐藏自己,换装成其他角色,或用一个微妙的眼神看向观者,或转向画面一角——所求并非仅是一个简单的(自我)画像,而是想传达某种个人讯息,常常源自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处境。

《圣斯提反殉道》(Stoning of Saint Stephen),是一幅19世纪塞尔维亚画家 诺瓦克·拉多尼奇(Novak Radonić)创作的宗教油画

诺瓦克·拉多尼奇(Novak Radonić)

画面解析:

中心人物:白衣跪地的青年是圣斯提反(Saint Stephen),他是基督教第一位殉道者(见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)。他正虔诚地祷告,神圣的光芒从天而降,象征他灵魂的升天。

上方光芒:画面顶部,圣父(上帝)和耶稣基督共同在天上显现,并派遣圣灵(以鸽子形象出现),迎接斯提反的灵魂。

周围人物

  • 举起石块准备处死他的暴民正愤怒地围绕他。

关于画家:

  • 诺瓦克·拉多尼奇(Novak Radonić)
    • 塞尔维亚19世纪浪漫主义画家。
    • 这幅画中,据专家推测,他将自己画成了右侧举起石块的刽子手,暗含深层的忏悔与信仰冲突。
    • 他早年游学意大利,被拉斐尔等宗教大师影响。后感到自我才华有限,心中充满沮丧,甚至一度放弃绘画。


帕夫莱·西米奇(Pavle Simić)于1849年创作的作品《哈吉·鲁维姆与哈吉·杰拉》(原文:Hadži Ruvim i Hadži Đera) 

帕夫莱·西米奇(Pavle Simić)

画作背景解析:

  • 主题:画中描绘的是两位塞尔维亚正教会的神职人员——哈吉·鲁维姆(Hadži Ruvim)与哈吉·杰拉(Hadži Đera)——在起义前夕写信给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历史场景。
    • 他们是1804年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前夕的重要民族宗教代表人物,积极参与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政治准备。
  • 画面构成
    • 画面中央站立的是哈吉·鲁维姆,正专注地向众人发言,似乎在陈述或起草关键信件。
    • 坐着的哈吉·杰拉正在记录。
    • 周围群众神情各异,有紧张、困惑,也有坚定与期待。
    • 画面左侧靠窗的人物,被认为是画家帕夫莱·西米奇的自画像,他把自己画在了历史事件中,作为这段民族觉醒的“见证者”。

关于画家:

  • 帕夫莱·西米奇(Pavle Simić, 1818–1876)
    • 塞尔维亚19世纪著名画家,被称为“塞尔维亚的纳匝肋派代表”。
    • 他不仅创作宗教壁画与圣像(如圣像屏、教堂祭坛画),也热衷于表现民族历史题材。
    • 他是最早将自己作为历史事件见证人“画入”画中的塞尔维亚艺术家之一。


这幅作品是塞尔维亚著名画家帕亚·约瓦诺维奇(Paja Jovanović, 1859–1957)创作的历史巨作

帕亚·约瓦诺维奇(Paja Jovanović, 1859–1957)

《杜尚加冕》

原文:Крунисање цара Душана / Coronation of Tsar Dušan

创作时间:1900年

类型:油画

尺寸:巨大(约18平方米)

首次展出: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塞尔维亚馆

历史背景简介:

本画描绘的是塞尔维亚中世纪最伟大的君主——斯特凡·乌罗什四世·杜尚(Stefan Uroš IV Dušan)于1346年加冕称帝的历史时刻。他在佩奇(Peć)被东正教牧首和王公贵族加冕为“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”,正式宣告建立塞尔维亚帝国。

画面解读:

  • 画面中央:杜尚皇帝身着金色帝袍,在牧首与主教环绕下接受加冕。
  • 台阶两侧:各种身份的宾客、战士、神职人员、传令使者与贵族汇聚一堂。
  • 右侧骑士与士兵:表现塞尔维亚军力强盛与帝国秩序。
  • 左侧观礼群体中
    • 有一位身穿绿色上衣、红披风的黑发男子,眼神坚定,正面望向观者。
    • 他与整幅画的“时代风格”略有出入,神态更现代,自然、沉着。
    • ✅ 被广泛认为是画家帕亚·约瓦诺维奇本人隐藏在画中的自画像

画家“隐藏自我”的艺术行为:

这幅作品正是前文提到的“画家化身见证者”的经典例子之一。在这幅塞尔维亚帝国盛世加冕场景中,帕亚·约瓦诺维奇以“贵族使节”的身份将自己融入其中:

  • 既是“历史的绘者”,也是“事件的参与者”;
  • 将一幅国家民族荣耀的叙事,与个体艺术家的存在感巧妙结合;
  • 传达出对“国家命运、文化认同”的参与与见证。

“在宏大叙事中留下一个自己的影子,是艺术家最温柔、又最坚定的自我表达。”

本画由马尔科·穆拉特绘于1900年,描绘14世纪沙皇杜尚盛大访问亚得里亚海港口杜布罗夫尼克的场景,寓意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辉煌与对外交流的高峰。画家本人也隐身于迎接人群之中,成为历史的见证者。

这一事件象征着杜尚帝国的鼎盛与对外的外交威仪。杜布罗夫尼克当时是繁荣的贸易城邦,杜尚的到访标志着塞尔维亚王权在地中海的影响力。

马尔科·穆拉特(Marko Murat)

🖼️ 画面细节解读:

  • 中央主角:身穿金色王袍、头戴帝冠的杜尚皇帝,在红毯尽头受礼,面带威严。
  • 左侧:杜布罗夫尼克贵族与教会代表正在隆重迎接沙皇,传递礼器。
  • 右侧:皇后与众多侍女簇拥,儿童撒花迎接,营造出欢乐与尊崇的气氛。
  • 下方:孩童、花环、仪仗,细节生动,氛围盛大。
  • 上方旗帜:多为塞尔维亚和杜布罗夫尼克的象征标识,强化国家形象。
  • 整体色彩:光线明亮、饱和度高,充满节庆感,强调了文化融合与和平氛围。

👤 艺术家自画像彩蛋:

据专家研究,画家马尔科·穆拉特(Marko Murat)很可能将自己隐藏在画面左侧、撑伞队伍中一位披着红披风的男子形象中,他并未正面注视皇帝,而是用一种平视、略带旁观的方式记录这一场面。

这是一种艺术家“身在历史现场”的表达手法,与帕亚·约瓦诺维奇在《杜尚加冕》中留下自我影像相呼应。

📜 历史与象征意义:

  • 彰显杜尚王朝的政治与文化荣耀;
  • 暗示塞尔维亚与地中海国家的联系;
  • 表现和平与权威并存的外交智慧;
  • 在塞尔维亚文化史中具有国家叙事功能,传递“黄金中世纪”记忆。

这幅画是由斯特万·斯特瓦·托多罗维奇(Stevan Steva Todorović,1832–1925)创作的《圣萨瓦出家》(塞尔维亚语:"Postriženje Svetog Save"),是19世纪塞尔维亚浪漫主义历史画作中的代表作之一。

斯特万·斯特瓦·托多罗维奇(Stevan Steva Todorović,1832–1925)

🎨 作品背景简介
  • 画名:《圣萨瓦出家》
  • 画家:Steva Todorović(斯特瓦·托多罗维奇)
  • 创作年代:20世纪初,托多罗维奇年过七十时的晚年巨作
  • 尺寸:约18平方米(巨幅历史画)
  • 主题:描绘塞尔维亚王子拉斯科(后来的圣萨瓦)放弃王位,选择剃度出家,走向属灵之路的神圣历史时刻。
  • 风格:浪漫主义 + 戏剧性构图 + 精细写实
👑 画面内容分析
  1. 圣萨瓦(年轻王子)
    • 画面中黑衣年轻男子跪地剃度(左侧中心人物),象征决绝放弃世俗权力,献身信仰。
    • 他就是王子拉斯科(Rastko Nemanjić),出家后被尊为塞尔维亚正教会的奠基人——圣萨瓦
  2. 家族与朝臣反应
    • 一旁老者悲痛但敬仰,多名朝臣表达不可思议或反对(右侧人物)。
    • 红袍者可能为父亲斯特凡·尼曼雅(Nemanja),表现了王室对王子的失望与尊重。
  3. 象征与细节
    • 地上的皇冠与战甲表明他主动放弃了王权;
    • 背后身穿主教服饰的宗教人物接纳其归属教会;
    • 托多罗维奇本人以老年将军的身份画在画面中右下角,作为亲历见证人参与其中(正如你之前提到的艺术家“隐藏在自己画作里”的传统)。
🧾 文化与历史意义

这幅作品不仅是托多罗维奇艺术成就的巅峰,也是一种视觉“立碑”,强调了宗教、国家、家庭在塞尔维亚文化中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圣萨瓦的形象象征着信仰胜于权位,而画家的“自画像”让这幅画兼具纪实与个人情感。


举几个例子:

  •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的《最后的审判》中,把自己画成了圣徒巴多罗买的被剥皮的皮肤。
  • 卡拉瓦乔在他那幅描绘圣马太殉道的大画中,将自己画成了一个无助的目击者。
  • 委拉斯开兹在历史画作《布雷达投降》中画了自己,站在西班牙国王身旁的一名士兵,位于画面最右。
  • 伦勃朗也把自己画进了《基督升十字架》的作品中,作为一个戴帽子、正抬起十字架的人。

塞尔维亚画家也未能免俗

这种创作方式也感染了塞尔维亚画家。在我们国家博物馆和画廊中,就保留了几个这样的例子:

  • 帕夫莱·西米奇(Pavle Simić,1818–1876),是维也纳学院派“纳匝勒派”的代表之一,来自诺维萨德。他绘制了大量的圣像和肖像,也创作了许多以民族历史为题材的作品。在他1849年的画作《哈吉·鲁维姆和哈吉·杰拉》中,他将自己画在了画面最左边的窗边,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——该画描绘的是哈吉·鲁维姆在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前给奥斯曼苏丹写信的场景。而实际上早在1848年,他就在《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五月大会》中把自己画进了画中。
  • 诺瓦克·拉多尼奇(Novak Radonić,1826–1890),既是画家也是作家,崇尚浪漫主义。在不到三十岁时,他就认为自己虽然有才华,却永远不够好。他从意大利旅行归来,在目睹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大师的作品后,常常自我否定地说:

    “当我看见那些画家的作品时,我不想再当画家了。”

    也许正因如此,他在青年时将自己画作中的角色设定为处决者——在《圣斯特凡受石刑》中,他将自己画成了右侧一个持石之人,仿佛是在向未来无法实现的梦想请求宽恕。
  • 斯特瓦·托多罗维奇(Stevan Steva Todorović,1832–1925)则与之不同。他是一个更加积极、有活力的画家。在19世纪中期的民族复兴时期,他为塞尔维亚公国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在他晚年70岁以后,他创作了巨幅画作《圣萨瓦削发为僧》,画面面积达18平方米。他在这幅作品中,将自己画为一位年迈的公爵,正向年轻的拉斯科王子展示权力象征,试图劝说他三思是否该出家。这是一幅既有纪念意义也带有自我表达的“绘画遗嘱”。
  • 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,塞尔维亚王国展馆中展出了两幅引人注目的巨幅作品:
    1. 帕亚·约瓦诺维奇(Paja Jovanović,1859–1957)的《杜尚加冕》
    2. 马尔科·穆拉特(Marko Murat,1864–1944)的《皇帝杜尚抵达杜布罗夫尼克》
    虽然这两幅作品从绘画技法到历史题材都不尽相同,但他们都为这些盛大的历史事件注入了自己的个人印记。
    • 在《皇帝杜尚抵达杜布罗夫尼克》中,马尔科·穆拉特将自己画成了画面右侧撑着华盖的仆人,一个头裹头巾、目送皇帝进城的人。
    • 帕亚·约瓦诺维奇则更为含蓄。他在画面左侧的使节中安排了一个男子,有着长发、胡须和浓密眉毛,与其本人肖像极为相似。不同于其他角色的目光集中在皇帝身上,这人却望向远方。这或许是画家留给后人的谜题。 
      此人既像是画家本人,又像是被画家描绘过的王公贵族(比如米兰国王),或许也是对一个“曾委托制作挂毯但最终因赌博或还债未付款的顾客”的讽刺。

结语

帕亚·约瓦诺维奇精通审美和奉承,也同样是伪装与隐藏信息的高手。他们用画笔为后人留下的不只是历史,更是属于自己的故事密码。

—— 彼得·彼得罗维奇

塔拉(Tara)
在塞尔维亚的西部德里纳(Drina)河深谷的环绕下,坐落着一座拥有天堂般美景和神圣名字的山脉-塔拉(Tara)。